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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生产(Peer Production)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Michael Bauwens,[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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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马克思将曼彻斯特的生产工厂看作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蓝图,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才发生了更深刻的变革。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转变为分布式的网络,一种新型的人类社会力量出现了:点对点模式(简称P2P)。由于P2P正在引发第三种生产模式、第三种管理模式和第三种物权模式的出现,它们正准备以空前的方式检阅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本文旨在阐述一个概念性框架,一个“点对点理论”的导论部分,相信该框架可以足以使大家理解该新兴社会模式。


点对点(P2P)的定义

P2P不仅仅是简单发生在分布式网络里的任一行为或生产方式:它们特指旨在增加平等参与者最广泛参与的行为或方法。我们将在研究P2P模式的特点时详细定义这些术语,以下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一些特征:


P2P是指被创造的如下的生产方式:

- 通过生产者(他们可以取得所分配的资本)之间的自由合作产生使用价值:这就是对等生产模式,“第三种生产模式”,不同于国有企业的公营或营利性生产。其产品不具有市场上的交换价值,而在使用者团体中具有使用价值。

- 其过程和决策由生产者团体自行管理,而不受市场分配或企业管理层级的支配。这就是P2P管理模式,或“第三种管理模式”。

- 通过新的财产公有机制,使这种使用价值可被广泛的自由使用:这就是其分配或“物权模式”:“第三种所有权模式”,不同于私有财产或公共(国有)财产。


P2P的基础结构


需要什么来推动该点对点模式的出现呢?

首要的要求是技术基础结构的存在,该技术基础结构在点对点的模式上运行,并允许“对‘固定’资本进行分布式访问”。

个人计算机,一种能够执行任何逻辑任务的通用机器,是分布式“固定资本”的一种形式。对于许多生产者来说,这在较低成本下就可以获得。

因特网,作为一种点对点的网络,就是为在终端(电脑用户)进行参与而设计的,而不必使用必需的网络集线器。尽管它并没有完全在其参与者的控制之下,但是它通过分布式管理进行控制,并且在特定私人或政府参与者的完整权力之外。其分级原理(如叠层式IP协议,分散式域名系统等等)不会阻止用户的参与。可以自我复制的通信装置,或网络,是因特网的逻辑扩展。根据此方法论,机器设备可以通过使用超额能力,绕过对事先存在基础结构的需要,创建它们自己的网络。“社区Wi-Fi”运动、开放式频谱(Open Spectrum)倡议、点播电视和可选择的、基于网络的电信基础结构是该趋势的典范。

第二个要求是替代性的信息和通信系统,该系统允许在进行合作的代理者之间进行自主的通信。

互联网,特别是可写式互联网(Writeable Web)(特别是正在建造中的Web 2.0),允许书面材料的普遍性的自主制造、分发和“消费”,同时与之关联的播客(podcasting)和网播(webcasting)的发展,也为音频和视听创作创造了一种“替代性的信息和通信基础结构”。这种基础结构的存在能够进行自主内容的制造,该内容可以不经过传统的出版和广播中间媒体进行发布,虽然可能出现新的媒介形式。

第三个要求是存在自发的全球合作的“软件”基础设施。日益增加的协作工具,如博客(blogs)和维客(wiki),嵌入便于链接的社交网络软件,以及便于信任和社会资本创建的社会会计工具,使创建全球性的组群成为可能,该组群可以不通过营利性企业的制造或分配的介入来创造使用价值。

第四个要求是法律基础,允许创造使用价值并保护其不被私人占有。禁止将软件代码据为己有的通用公共许可(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相关的开放源码促进活动(Open Source Initiative)和用于出版的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许可的某些版本,实现着这一任务。它实现了对公有使用价值的保护,并以自我复制的方式传播自己。GPL和相关材料只能用在公共领域内轮流投放其适配源码的项目中。

第五个要求是文化。大众思想的传播,即人类智慧的散播,以及所包含的感知和存在的方式(存在论)、认知方式(认识论)和价值星系(价值论)的相关变革,有助于创建一种协作个人主义类型,该类型是支持使用P2P计划的思潮所必需的。


P2P的特点


P2P模式发生在分布式网络中。然而,分布式网络并不仅仅是任意一种类型的网络:它们是自主代理能够自由决定他们行为和联接而不需要结点介入的网络。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在其关于网络协议的力量的书中所强调的,分布式网络不同于分散式网络,在分散式网络中,结点是必需的。P2P是基于分布的力量,以及对资源的分布式访问。在分散式网络,如在美国的机场系统中,飞机必须经过确定的连接点;但是,在分布式系统,如因特网或公路系统中,可能存在连接中心,但不是必需的,代理可以随时绕过它。

P2P是以等势或“反资格主义”为特点的。这意味着参与并没有经过事先的挑选。合作的资格是在合作过程中自行校验的。因而,如果参与者具备为某一项目出力的必需技能,该项目对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开放的。这些技能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自行校验并共同验证。这在开放式出版项目,如市民提供新闻,中尤为明显:每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但每个人都能校验文章的真实性,并且信用体系被用来进行公共确认。过滤是事后校验的,而不是事先的。因此,反资格主义与传统的同业审查是相对的,在同业审查中,资格是参与的必要先决条件。

P2P也是以洞悉一切为特点。洞悉一切是点对进程的默示的能力和设计,允许参与者自由访问有关其他参与者的所有信息(不是从隐私的角度,而是从他们的存在和贡献的角度),即水平信息;并访问项目整体的目的、度量和记录,即垂直尺度。它是相对于权限信息来说的,权限信息具有层级项目的特点:在此,所有的进程是被设计为保存“全部”知识给一位领袖的,此时参与者只能在“需要知道”的基础上进行访问。交流并不是自上向下、符合严格定义的报告规则的,但反馈是系统性的,整合在合作系统的协议中。

上述内容并没有穷尽等生产的特点。然而,通过同其它已有生产模式的对照,我们将继续对等生产特点进行研究。


P2P和其他生产模式


我们对照的框架为人类学家艾伦•佩奇•费斯克(Alan Page Fiske)的关系模式原理,该理论在他的主要著作《社会生活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Life)中有论述。因为生产模式根植于主体间的关系,即:以它们之间的特殊组合为特点,这将给出有别于P2P的必要架构。根据费斯克的理论,主体之间互动有四种基本类型,跨越时间空间依然有效,引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绝大部分时间仅使用四种基本模式来组织社会的多数情况。这些模式为共同分享(Communal Sharing,简称CS)、权力等级(Authority Ranking,简称AR)、平等匹配(Equality Matching,简称EM)和市场定价( Market Pricing,简称MP)。共同分享(CS)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将一对事物或团体同等和无差别对待的关系。例如,人们行使共有权(关于特定资源利用的CS),人们深深相爱(关于其社会自我的CS),“别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的人们(关于分担痛苦和分享公共福利的CS),或者为了报复攻击,不问青红皂白杀死敌对团体成员的人们(关于集体责任的CS)。在权力等级(AR)中,人们处于线性层级中的不对称地位,在这个层级中,下属听从、尊敬并(或许)顺从上级,而上级优先并对下属行使牧化的责任。例如:军事层级(决定、控制和许多其它事件中的AR)、祖先崇拜(遵从孝道和保护期待和规范执行中的AR)、一神论的宗教道德(通过戒律或上帝的意旨来定义对与错的AR),社会地位体系如社会等级或种族等级(关于社会身份价值的AR),以及等级如体育团队名望(关于声望的AR)。AR关系基于对合理不对称性的感知,而不是强制力;它们并不是自然而然具有利用价值的(尽管它们可能涉及权力或导致伤害)。

在平等匹配关系中,人们留意参与者之间的平衡或差异,并了解恢复平衡的必要条件。普遍表现形式为轮值制度、 一人一票投票制度、平均分配和基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这样的例子有体育和游戏(有关规则、程序、设备和场地的EM)、托儿所(有关轮换照料儿童的EM),以及实物归还(有关纠错的EM)。市场定价关系以具有社会意义的比率或费率为原点,如价格、工资、利率、租金、什一税或成本效益分析。金钱无需成为媒介,并且MP关系不必是自私、竞争、最佳化或唯物主义—这四种表现形式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展示这些特征。MP关系也不必是个人主义;一个家庭可以是CS或AR个体,但经营在其他企业中MP模式下的生意。例子有能够买卖或作为投资资本处理(土地或物体作为MP)的财产,在成本和效益方面同合伙人契约的或暗中的合并,卖淫(性作为MP),官僚政府成本-效益标准(资源分配作为MP),有关最大数量与最优质量的功利判断,或者在判断权力与贡献比例中的公平标准(两种道德形式作为MP),对有效“利用时间”的考虑,以及对预期杀伤比率的估计(攻击性作为MP)。”(资料来源:费斯克网站 )

每种社会或文明类型都是这四种模式的混合体,尽管如此,这样的辩论似乎也有道理: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并留有其它从属模式的烙印。从历史的观点上说,第一种主导模式是基于互惠的血族关系或世系,即所谓的部落礼品经济。关键的关系为“财产”。礼物产生了近亲以外的义务和关系,产生了一个更广泛的交易领域。农业或封建领地类型的社会,权力等级处于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它们以效忠为基础。最后,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经济受市场定价的支配,这也是今天的主导模式。


P2P和礼品经济


P2P通常被称为“礼品经济(gift economy)”,例如,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就这么称述。尽管如此,我们坚持认为这多少有点儿误导。主要原因在于,点对点模式不是平等匹配的一种形式,它并不以互惠为基础。P2P遵循这样的格言:各尽所能所愿,各取所需。这并不涉及互惠。在纯粹的对等生产形式中,不向生产者支付费用,不给与任何回报。因此,如果“礼物赠送”完全是非互惠的赠送,对等生产的使用价值的使用便不产生对等的义务。点对点的出现与礼品经济的新形式是同时期的,例如本地交换贸易系统,以及以互惠为基础的补充货币的使用:这些并不足以称为对等生产。

这并不是说它们不是互补的,因为平等匹配和公共股权都源自相同的礼物赠送的精神。对等生产可以最简便地在非实物商品范围内操作,其中输入是空闲时间,并且可使用的过剩的计算资源。在物质领域里,平等匹配、以互惠为基础的方案和合作生产是必需的,资金成本也介入其中。目前,对等生产并不解决其参与者的物质剩余问题。因此,许多人从平等主义思潮中获得灵感,他们寻求合作生产、社会经济学和其它他们能够获得收入的方案,同时,尊重他们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方案是互补的。


P2P和层级


P2P不是无层级的,也不是无结构的,而是通常以采集灵活层级和结构的优点为特点,并且这些被用于共同参与。领导权也是“分布式的”。通常地,P2P项目是作为一个整体受核心创办人的领导,他们将项目的原始目标具体化,并组织大量个人和小团体致力于具体的细节部分。他们的权限和领导能力来自于他们在项目组织中的贡献和他们不停的参与。的确,对等项目有时被称为“慈善的独裁”,但是不要忘了,因为合作是完全自愿的,这个自愿的项目的持续存在是基于创造团体的一致同意和“分化”,也就是说,创建新的、独立的项目是可能的。

约翰・海荣(John Heron)已经大体描述了权限和参与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的轮廓:


“根源于内部道德的发展程度,看起来至少存在四个文化发展阶段:

(1) 独裁文化,以狭隘的、压制性方式定义权利,不存在政治参与权利;

(2) 狭隘民主文化,通过代表制度实现政治参与,但是在所有其它领域,如研究、宗教、教育和工业等等的决策制定中则没有或只有非常有限的参与的权利;

(3) 稍宽泛的民主文化,实现了政治参与和不同程度的更宽泛类型的参与。

(4) 在以自由和源于丰富资源的全球网络中的大众P2P文化,在人类努力创造的各个领域,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利”

海荣补充说:“这四个阶段可以根据层级、合作和自主之间的关系进行叙述。

(1) 层级定义、控制和约束合作和自主;

(2) 在政治方面,层级可以作为度量合作和自治的尺度;

(3) 层级在政治方面和其它方面的各种程度上作为合作和自主的尺度;

(4) 层级的唯一角色在于一开始,它自发浮现;随后,它在人类努力的各个方面的自治-合作中不断开花结果


P2P和公共股权


人们在P2P中自愿地合作,根据“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建立一个公有。P2P创建的使用价值通过自由合作完成,不存在对生产者的威压,而用户自由使用由此产生的使用价值。通过我们在上文已经描述的法律基础结构,创建了一个“信息公有”。新的公有同旧的公有形式有关联(即,中世纪的最著名的小农阶级的公社土地和工业时期的工人的原始互助关系),但是在非物质性的特征方面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旧的公有是局部化的,只能由特定的团体使用并有时受其控制;新公有是被普遍使用的,并受全球数字集体的调控。这些集体通常是有密切关系的组群。新公有是以非竞争性的物品为中心,即在物质充裕的情况下,旧的物质公有(空气、水等等)形式在稀缺中效用不断增强,并且因此受到更多的调控。


P2P和市场:P2P的内部性 vs. 优越性


P2P和市场


在市场术语中,P2P交换应仅根据以下意义思考:自由个体根据他们自己的个人爱好自由贡献,或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只无形的手将它集合在一起,而不需要货币机制。但他们并不是任何是从字面上真正所称的市场:市场定价不需要管理指定来做出关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以下是更多的不同点:

- 市场并不是依据集体的智慧和洞悉一切的标准来运作的,而是以像昆虫一样的蜂群智慧的形式来运作的。是的,在分布式环境中存在自主代理,但是每个个体只看到他自己的直接利益。 - 市场以“中性”合作为基础,而不是基于相互提高的合作:不会产生互惠。 - 市场运行的目的是交换价值和利益,而不直接针对使用价值。 - 鉴于P2P瞄准完全参与,市场仅以购买力来实现他们的需求。

其中,市场的缺点如下:

- 它们在对所提供的服务不能保证全额收款的公共需求方面运行不佳(国防、公安、教育和公共卫生),不但不考虑外部消极因素(环境、社会成本、下一代),而且积极地阻碍这些行为。 - 因为开放市场趋向于更低的利润和工资,这总是产生与市场相反的效果,商品短缺和垄断会利用它们的优势地位使国家“操纵”市场为它们的利益服务。


P2P和资本主义


纵使有这些区别,P2P和资本主义市场密切相关。P2P依靠市场,市场依靠P2P。

对等生产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原因是对等生产主要通过非物质生产来产生使用价值,而不是直接为其生产者提供收入。参与者不能靠对等生产糊口,尽管他们为其提供了手段和价值,尽管在效率和生产力方面,他们不会与基于市场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其他生产相竞争。因此:1)对等生产仅涵盖生产的一部分,而市场几乎涉及了所有的部分;2)对等生产者依赖市场提供收入。目前而言,对等生产在市场的夹缝中产生。

但是市场和资本主义同等地依赖P2P。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依赖于分布式网络的系统,特别是在计算和通信中依赖P2P模式。生产力很大程度上依靠合作的团队工作,通常以对等生产管理的派生方式进行组织。大型IT公司给予的对公开源码发展的支持是对起源于新的公有财产制度的使用方式的证明。通常的业务模式似乎是这样的:业务员在P2P基础结构上“冲浪”,并通过服务产生剩余价值,该剩余价值可以打包用于其交换价值。尽管如此,商业对免费软件和公开源码的支持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由公司发起、最后由公司管理的FS/OS软件仍是“P2P”吗?答案是:仅仅部分上是。如果它使用GPL/OSI合法结构,就不会陷入公有财产的范围。但是,如果对等生产者依靠这部分收入,或更甚于此,如果生产蒙恩于公司组织层级,那么它就不再是对等生产。因而,资本主义的力量通常使用P2P的部分执行力。P2P基础结构、协作实践等等战略上的和机械的使用是有系统的。正如资本主义的下层基础结构变成分布式的,它产生了P2P现象,并依赖于它们。实际上,在我看来,倡导“认知资本主义”的法国-意大利学派(即那些发表假设的人)强调,今天的价值创造不再局限于企业,而是对知识工人的集体智慧的一种感谢,通过他们终生的学习/经验和系统化的沟通联络,在企业内外坚持不懈地创新。这是一场重要的辩论,因为它将证明我们我们所见到的,P2P在社会中大范围的延伸的唯一方案是正确的:只有工作和工资结构的独立性,才能确保对等生产者不断地创造这方面的高产出使用价值。

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对等生产只是系统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而不能在任何方面比资本主义更优越?


P2P和网络等级主义者

较我们刚才描述的一般关系更具体地,点对点模式也对分布式资本主义中更详细的形式有所贡献。由风险资本和大型IT公司如IBM积极支持的公开源码在贸易中的大量使用建立了一个分布式软件平台,该平台将彻底削弱Microsoft和Oracle等公司享有的垄断许可,通常来说,Skype和VoIP将剧烈的重新分配电信业的基础结构。但是,它还指向一个新的业务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产品,更关注于名义上免费的、同FS/OS软件模式相联的服务。产业逐渐转型为用户相组合而产生的创新,一种新的再次调节的方式也会围绕用户所创造的媒体出现。许多知识工人选择不是成立公司的道路,而是依靠复杂的相互参与的结构,一种数字化的社团而成为小小企业家。

建立和使用这些新的相互参与的平台的营利性的力量代表着一个新的二级阶级,我称其为网络等级。如果认知资本主义被定义为智慧财产超越固定资本产业资产,并依赖于知识产权的延伸建立垄断利益;如果Mackenzie Wark描述的有实力的资本家从控制媒体获得力量,那么这些新的网络等级资本家从可参与网络的建立和使用中获得力量。思考一下Amazon如何根据用户评论建立自己,eBay如何以全球分布式拍卖平台生存,或者Google如何靠用户创建的内容为生。尽管这些公司可能仍然依赖知识产权偶然赚取额外的美元,但这决不是他们力量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他们对自己平台的所有权。

但是更广泛地,我们可以称网络等级资本主义为打上点对点革命烙印的资本主义,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所有这些力量都是为了把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最后的地平线的人。这是点对点机构背后的内部性的力量。与之相反,尽管只是在临时的联盟中与此相联,对于那些相信点对点优越性、在一场对抗市场支配地位的政治经济改革中的人们来说,这是公有制力量。


P2P的优越性


确实,我们对于点对点内部性的评论,关于它如何成为依赖性而多产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详尽解释该主题。P2P具有重要的优越性,超越了利润经济的局限:

- 对等生产有效地利用生产者地自由合作,生产者有权使用他们自己的生产方式,由此产生的项目的使用价值比利润经济产生的更有竞争力。

历史上,一旦具有较高生产力的这种萌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虽然他们最初根植于旧的生产体系中,它们还是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纵深剧变和重组。封建制度中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出现就是一个实例。利润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故意减缓生产增长率(通过专利制度)并试图革除P2P生产和分享实践的事实,尤为明显。

- 对等管理比市场权力和国家权力更优越。

- 普遍的公有财产的新形式,超越了私有和公共财产模式的局限,重构了公有的一个动态领域。

在人类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实际上对生物圈早成了危害并导致日益增长的人类精神(和身体)上的损害,此时,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并且与大多数人的新文化需求相呼应。因而,伴随着新的工作伦理(Pekka Himanen的“黑客伦理”),伴随着新文化实践如精神调研中的对等派系(John Heron的合作调查),但更是伴随着一项旨在自身拓展的新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点对点出现和发展了。这仍是初生的P2P运动(包含免费软件和公开源码运动、自由获取运动、自由文化运动等等),仍然反映在恰当的组织方法和变异的全球化运动的目标上,迅速成为产业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对应物:对于现状的永远的替代物,以及新兴社会力量即知识工人成长的表示。

实际上,点对点的目标是为这些运动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革新的市场和国家内,一个以公有制为中心的新型社会,是有可能的。

这种理论不仅需要对点对点模式的活力作出解释,也要对这种模式与其他主体间互动的契合作出解释,即如何塑造互惠模式、市场模式和层级模式;在何种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变革中进行演变,以及可能发生的、积极的P2P思潮是什么。

这种点对点理论的至关重要的要素是该改革实践的战略和战术发展。主要问题在于:点对点能够延伸至它诞生的非物质范围之外吗?


P2P生产模式的延伸


假定P2P依赖于现有的市场模式,其在现有的非竞争、非物质商品的范围之外扩展的机会如何?

以下为有关该潜在可能性的许多论题:

- P2P不仅可以在智力和软件生产的非物质范围内出现,而且在使用分布式技术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出现:备用计算循环、分布式电信和各种自我复制性通信网络。

- P2P能够在可以出现在使用分布式固定资本的其它形式的各个方面:比如,拼车,这已经是美国运输的第二种模式。

- P2P可以出现在任何可以同实际生产过程相分离的设计过程中。巨额的生产资本支出可以同P2P设计和概念运用共存。

- P2P可以出现在能够进行金融资本分布的各个方面。创新,ZOPA银行指明了方向。团购和对大资金物资的使用是一种可能性。对于开放源码开发的政府支持和资金投入是另一个例子。

- P2P可通过普遍基本收入的导入来扩展和持续。


后者创立了独立于支付薪水的工作的收入,具有维持P2P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未来发展的潜力。通过P2P的“完全行为”的思潮(而不是完全雇用),可以对基本收入进行了新的强有力的论证:不仅是作为救济贫困和失业的灵丹妙药,也是为人类社会创造重要的新的使用价值。

尽管如此,了解使用价值生产和交换如何成为生产的唯一形式还是很困难的,将点对点看作转变的一个过程会更现实些。在这个想定中,点对点模式同其它主体间模式共存,它可以做深度的转换。

基于公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将以点对点模式为中心,它同以下内容并存:

- 强大的、再次强化的互惠(礼品经济)范畴,围绕基于时间的补充货币的出现。

- 革新的市场交换,Paul Hawken, David Korten 和 Hazel Henderson描述的“自然资本主义”的类型,正如Herman Daly所描述的,自然和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不再具体化,它丢弃了生产量经济的增长需要。

- 革新过的国家,在相互拥有的氛围下运行,不再包含组织利益,而是担当公有、市场和礼品经济之间的公正仲裁者。

这些目标可以激励新自由主义替代品的产生,并从这些目标中获得灵感,创立千变万化的“公有主义者”运动。


信息资源


更多信息,请参考:

Pluralities/Integration注视着P2P的进展,并保存资料于以下网址: http://integralvisioning.org/index.php?topic=p2p

有关本主题的一篇更长的文稿和仍在写作中的书稿可以参考以下网址: http://integralvisioning.org/article.php?story=p2ptheory1

关于P2P形式的基础知识有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网站: http://p2pfoundation.net/index.php/Manifesto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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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数据(Biodata)


本文作者Michel Bauwens先生在他的祖国比利时的数字革命中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在比利时,他以因特网先驱著称。他创立了两家网络公司,曾是电信公司Belgacom的(电子商务)战略主任,以及美国网络咨询公司MarchFIRST的“思维领导层的欧洲区经理”。他与人合作出品了长达三小时的电视记录片“TechnoCalyps:科技的形而上学和人类的灭亡”,并合作编辑了两本关于“数字社会人类学”的法语书,他还是比利时法兰德斯数字杂志Wave的首席编辑。目前他居住在泰国的清迈,在那里他创立了P2P基金会(Foundation for P2P Alternatives)。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ICHEC/St. Louis向研究生教授数字社会人类学,并在泰国的Payap University和Chiang Mai University任教相关课程。